·产业·新电改方案抛弃结构分拆路线冯永晟新电改方案（“9号文”）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只是发布时仍犹抱琵琶半遮面。隐隐约约背后，透露出相关部门的无奈。就方案基本内容而言，笔者有肯定也有担忧，肯定的是“9号文”终于抛弃了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5号文”）确定的结构分拆路线，扭转了改革思路与方向；担忧的是看似丰富的改革措施可能是雾里看花，面临伪市场化的风险。2002年“5号文”，与其说是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不如说是一个以电力产业为背景的国有企业重组方案。这一微妙差异是由于当时的电力行业与国家电力公司几乎可以画等号。虽然差异微妙，但影响却深远。“5号文”明确规定的首要总体目标就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这一目标在当时一家国企包办电力行业的背景下无疑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后的改革也是奔实现目标而去：通过厂网分离和主辅分离拆分了国家电力公司。“5号文”还详细规定了拆分后企业的企业制度、治理结构、经营模式和企业职责等，国企改革色彩非常突出。当然，“5号文”也规定了竞价上网、独立监管等电力特征明显的改革，不过这些恰恰是为了适应新电力市场结构而做的必要制度准备，事后的改革演化也证明，当国企进入稳定运行（尤其是业绩突出时）的轨道后，这些改革成功与否都无足轻重：竞价上网试点无一成功，独立监管体制半途夭折。总之，“5号文”本身并非电力市场化改革方案，且从专业角度讲也并不先进，仅举一例，输配分离在缺乏论证且不顾电力产业可能演化趋势的条件下就进入了“5号文”，依据不过是“许多国家进行电力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此外，有些改革内容之间也存在潜在冲突。无论如何，“5号文”的以厂网分离为突出特征的改革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因此是什么产生了这些效果就很值得玩味。绝大多数人主张是竞争，认为厂网分离产生了发电侧的竞争格局。这种观点认为厂网分离产生了多元竞争主体，于是拿一般性的经济原理用在电力行业中，认为主体多了，竞争自然就有了。但很遗憾，这种逻辑并不成立，更遗憾的是，很多人至今还没理解。厂网分离的结果是，电厂发出的电需要用别人家的电网才能送出，但谁进入电网却要由太多因素决定，但唯独不包括价格。众所周知，竞价上网试点均未能成功，那么竞争又在哪里呢？当然厂网确实使发电侧存形成了有限的投资竞争，但归根到底，价格若无法引导供求和投资，发电侧竞争也就难名符其实。实际上，主导发电侧利益格局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体制，表现为计划电量制度，只不过往往隐藏在调度制度背后。而计划电量之所以能够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中央与地方在电力行业中的财税等利益格局所决定。 既然竞争并没有那么有效和奏效，又是什么带来了2002年之后电力行业的发展成绩呢？正是“5号文”主张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了原有的国企激励机制，释放了电力国企的活力。同时，还有一个往往被人忽略但却极其重要的因素，即于2003年建立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其在背后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电力国企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它们获得了迅速发展。当然，这种趋势伴随着国有企业战略性布局的调整，也同样出现在其他领域的国企身上。所以，“5号文”的最大贡献不是促进竞争，而是释放国企活力，从而保障了一个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电力产业，特别是电网环节摆脱孱弱局面并迅速发展壮大。实际上，“5号文”的定位是尴尬的，一个行业改革方案，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重组方案；一个需要深入理论支撑的方案，却只能依靠国外经验；一个旨在促进竞争的方案，实际上并未促进竞争。总之，“5号文”并未促进市场化。“5号文”的尴尬定位注定无法引导正确的市场化改革，因此方向必须要调整，2015年“9号文”的作用恰在于此。当然，有很多人表示失望，因为“9号文”没有要求拆分电网企业或调度独立。对此，我们需要剖析一下。实际上，电网环节要不要拆分，调度要不要独立的问题早在2002年“5号文”之前就有过讨论，而且还进入了其前身的草案，不仅包括拆成小电网，还包括调度独立。最终这种方案没有被采纳，是因为中央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三峡等跨区域调电的需要等。后来的发展趋势也表明，中国电力产业乃至能源产业发展是需要统一大电网的。从理论上讲，输配之间的纵向经济性、区域间的协作经济性、电网所有权与调度运营权之间的激励相容是决定电网治理结构的关键因素，但国内主张拆分电网的声音却似乎对这些关键性问题视而不见。这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利益分配的诉求。厂网分离改革的副作用是产生了巨无霸的电网企业，其强大的市场势力不仅影响到电力产业内部的利益分配，还延伸到上游产业中。于是如何摆脱电网企业的“压榨”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各利益相关体的一种改革诉求。当然，这种改革诉求仍是高举“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大旗。简单地说，大电网企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从理论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下，任何企业的目标都是做大做强，不过做大做强可能会威胁市场竞争秩序和公平。对此一般有两种方式应对，一是事后反垄断，通常会伴随拆分的出现；二是事前监管，对企业行为做出严格约束。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根据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而定，对自然垄断的电网环节而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监管将是优于拆分的政策。再看国际经验。有人也许注意到，国外存在着输配分离、区域独立、调度独立的电力市场。这是事实，不过这是由特定的所有制结构、经济阶段、政治环境、历史因素、资源与需求分布状况、电力技术和网络拓扑结构等众多因素共同产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到如此多因素的影响，正在发生的国际趋势却是，区域性市场正在向跨区域一体化融合、电网和电力市场的治理结构也在向一体化发展，国外先进电力市场均是在尊重私有产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寻求一体化收益，欧洲如此，北美也是如此。既然如此，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把自己业已存在的结构优势“拆分”掉呢？电力市场中没有完美的结构，一体化结构下同样可以实现有效的竞争。中国电力体制的问题在于缺乏与结构配套的市场机制设计；而机制设计的缺失并非结构拆分能够弥补。实际上，拆分是利益再分配思维下的简单推论，缺乏对电力市场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思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很危险的改革思路——任何改革都会带来利益的再分配，但以利益再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却未必是好的改革。“9号文”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内电力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是，在保留原有结构优势的前提下，探索与现有结构相适应的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改革成本和风险巨大的输配分离等结构分拆方案。那么，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真正的电力市场化应该具有哪些特征？首先，真正的市场化必须要深度融合国企改革与电力产业改革双重特征。如果缺乏针对占发电资产绝大多数和电网资产几乎全部的国有企业（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有效改革措施，那么电力体制改革的落实和效果都会成为问题。其次，市场机制设计要围绕电网治理展开。电力市场不同于普通产品市场，对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使电网治理成为电力市场设计的核心。市场体系、交易模式、投资体制、调度体制均与电网治理紧密相关，在电网企业几乎完全垄断电网运营和电力交易的背景下，不触及电网治理，改革便不可能取得实质进展。第三，要建设竞争性批发市场。只有竞争性批发市场才能在系统层面内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局部的直接交易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庞大的电网规模和丰富多样的发电资源客观上需要在系统层面上选择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第四，高度专业的监管能力。电力市场本身存在固有的市场缺陷，客观上必然要求辅以有效的监管。中国长期以行政管理为主，专业监管能力落后的现状，客观上要求监管能力必须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遗憾的是，“9号文”似乎尚不完全具备以上特征。具体而言，第一，国企改革与电力体制改革融合不多。第二，电网治理改革被隐藏在众多措施之下，有回避之嫌。“9号文”的众多内容背后似乎缺乏核心与主线，针对电网治理，相对较大的举措也仅是改变其收益模式，主张推广成本加成管制。这一自上个世纪初就应用于电力行业的监管方式在国外是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在中国却成了市场化改革的起点，但电网治理应远不止于此。第三，关于电力市场建设的目标过于分散模糊，仅仅原则性地鼓励交易体制和交易机构改革，对批发市场建设缺乏清晰蓝图。第四，监管体制改革并未着墨太多。如果说以上这些问题不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改革进程中予以明确，那么改革恐面临沦为伪市场化的风险。■（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主任助理）·宏观·人民币维持强势陈同辉自美元指数从2014年5月上涨以来，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一直是市场关注与争论的焦点。较多经济学者从中国经济基本面出发，认为人民币存在高估的现象，为了减轻实体经济负担，稳住宏观经济，人民币应该适度贬值。然而，无论是从人民币汇率，还是央行的宣传口径看，我们都无法看到人民币有贬值的迹象，例如央行副行长易纲就曾在两会上表示，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强货币，人民币汇率已经基本均衡。笔者以为央行之所以不愿意人民币贬值，原因在于强势人民币是目前我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现实看，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两个任务。一个是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中国产业结构不能向上升级，提高技术含量，或者发展出新兴产业，那么最终将会发现自己的产品既无法与高技术创新的经济体竞争科技含量，又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竞争价格。第二个任务为降低企业部门债务杠杆。2009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种总需求型的刺激政策使得经济体在短期内通过投资大幅扩张产能，在随后的经济政策正常化过程中，这些产能中的绝大部分不可避免地沦为无效产能。在无法产生现金流偿还利息与本金情况下，这些无效产能自然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右边形成巨额债务。如果无法有效去除产能，降低企业债务，那么微观上，背负沉重利息压力的企业无法轻装前行；宏观上，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因此下降。因此，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到的问题，既有周期的因素，也有结构的因素。在结构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货币贬值，可能会减轻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但也不可避免地放慢淘汰落后与过剩产能的进程，同时，因为货币贬值而导致的出口商品价格降低，也将减轻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当然，如果维持人民币强势，那么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周期性的因素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大，当经济增速向下滑出底线时，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此情况下，除了适当放松货币政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外，加快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加速转型自然是明智之举。然而，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并无法通过已往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方式予以实现。其原因在于银行对贷款资产的风险容忍度较低，而回报适中即可，而新兴产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高科技为特征的服务型行业，这部分行业从初期培育到发展成熟阶段，风险较大，回报较高。因此，要发展新兴产业，必须依靠大量的风险投资（VC）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PE）基金等作为资金提供方。然而VC与PE的存在不仅需要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也需要这个市场能够吸引到国外的资金，只有如此方能有利于拓宽VC与PE的融资渠道，同时，也唯有如此，才能帮助这些股权基金在企业发展成熟时，通过二级市场顺利退出。如果强势货币无法保持，出现货币贬值，那么随之而来的资金外流可能会削弱股权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政策，就很好地诠释了如何通过强势货币与开放的资本市场两者相结合，吸引国内国际资金，促进科技产业升级这一过程。1990年代的美国，在制造业被日本与德国赶超的情况下，并非采取简单的货币贬值，以寻求通过价格战夺回竞争优势，而是采取强势美元，一方面逼迫传统制造业加速整合转型升级，一方面吸引国际资金进入美国，投资于各种股权市场，以通过各类股权市场为渠道，帮助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亟须的风险投资资金。最终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企业脱颖而出，帮助美国奠定了全球互联网科技领导者的地位，实现美国经济对日本与德国的赶超。从中国目前维持货币强势，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及宣称今年将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来看，政府似乎是在学习美国1990年代经济转型的经验，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在今后将很难看到人民币贬值现象的发生。■（作者系经济学者）·全局·准备好，创业！程实“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这个贴着两“众”标签的新潮流，听上去就不是一个“小众”游戏。但对很多走在平凡之路上的朋友而言，创新和创业似乎是远离现实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创新是科学家的工作，创业是企业家的生活，前者需要智力，后者需要财力，作为普通老百姓，既没有傲人的学历，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似乎很难融入到创新创业的“众”流之中。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妄自菲薄了。每个人，都是现实的经历者，而创新的基本是发现现实，创业的根本是改变现实。泱泱大众，既然和现实相关，就有创新、创业的可能。创新创业并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情，我们普通民众都有驾驭创新创业的能力，而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新常态则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创新创业机遇。熊彼特说：“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破坏需要目标，创新需要假想敌，这个目标和假想敌就是现实。现实是慵懒的，你不用破坏去鞭笞它，它就长期停滞不前；现实是残破的，你不用创造去修补它，它就总是不尽如人意。无论破坏还是创造，都需要有的放矢，人类在颠簸中演化的现实，每时每刻都不缺乏低效、不足和失衡，真正缺少的，是发现现实的眼睛。创新需要透亮的智慧，创新更需要犀利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现实的粗鄙，却没有真正发现现实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可以变得更好，因为人类加速进化的科学技术早就赋予了我们优化现实的强大能力。创新的基本是发现现实，发现现实则需要细致的观察、耐心的品味和独立的思考，即便生活在微不足道的现实中，我们都有发现和创新的机遇。乔布斯说：“活着就为了改变世界。”发现现实并不必然意味着改变现实，万众创新是星星之火，只有依托大众创业才能让现实的改变变成燎原之势。很多人认为，创业是为了赚钱，这并没有错，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创业都是假道学，本身就很难经受丛林法则的生存考验。但只以赚钱为目标的创业，又很难真正获得商业上的长期成功，毕竟，粗放增长三十年之后，依托行政垄断、腐败寻租或国退民进一夜暴富的赌徒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市场已经进入了细致优雅的结构优化时代，不能依托创新改变现实，就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不能得到市场的长期认可，也就不能获得稳定的利润来源。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创新创业的大时代，这是微观利益和宏观利益不断趋同的时代，不求大义就难得大利，微软、谷歌、苹果、华为和百度们都是例子。创业的根本是改变现实，而改变现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力所能及的，所以，创业并不等同于开公司，开创事业就是创业。在每种工作岗位上，我们都能开创一番事业，关键是不拘泥现实、不盲从于现实、不屈服于现实，用细致的观察思考发现现实，用果敢的务实行动改变现实，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把创新思维和创新心态融入身边的现实，激荡出中国梦的灿烂火花。